义乌奔腾物流

1. 义乌赵龙集团是义乌最大的汽修厂吗

赵龙集团主要是卖汽车的，旗下拥有义乌赵龙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浙江赵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义乌市赵龙（一汽奔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市奥龙（奥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义乌市龙马（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义乌龙田丰田（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市顺龙（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衢州东神（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义乌祥马（长安马自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义乌捷龙（上汽斯柯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韩龙（北京现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台州凯诚（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义乌迪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比亚迪)\义乌市赵龙物流有限公司、义乌市顺龙运输有限公司、浙江永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顺龙工贸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2. 汕头30年经济发展过程

30年乾旋坤转，30年沧海桑田，汕头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纵向比较让我们感受到了汕头的巨变，客观清醒的横向比较让我们意识到汕头的落后，深感重任在肩。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暮然回首，我们更能登高望远，坚定信心，独树一帜，把握机遇，扬长避短，实施有效的政府管理，加快汕头发展。
上篇
改革开放以来，汕头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创办特区之初，特区的开拓者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顽强拼搏，顶风沙、冒酷暑，住篷棚、成功地走出一条“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产一片，收益一片”的求实创新之路。上世纪90年代后，汕头抓住经济特区扩大到整个市区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后市场经济活跃的契机，明确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在特区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整个汕头市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7.29亿元增至2009年的1035.7亿元。1987年，全市实现人均GDP比1980年翻一番，1992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5年提前实现第三个翻番，2009年突破2万元。2009年，汕头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8.5亿元，人均年消费品零售额1万多元，人均居民储蓄存款近2万元。
回顾过去，汕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汕头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区域竞争史。如果与先进地区比较，与整个广东省的发展比较，汕头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汕头相对落后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汕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提高到2009年的3.09%，但汕头人口增长得更快，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98%提高到2009年的3.82%，即人均GDP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汕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等几个主要的指标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高出10几个百分点。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汕头的落后始于21世纪初的“807”、“815”案件，而此前的1993年到1998年被认为是汕头发展势头最好、经济最繁荣的“黄金五年”。事实上，即使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黄金五年”，汕头的GDP增长了186%，比同期全国平均的153.5%高出不多。但汕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却全面、大幅地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黄金五年”中汕头的投资增幅71.7%，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40.5%;汕头的出口增幅79.8%，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00%;利用外资增幅51.6%，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38.2%。这种现象令人费解，汕头GDP的增长从何而来?与比相对的一个让人奇怪的现象是汕头人民财富的增长，1993年到1998年，汕头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从55.9亿暴增到284.2亿，增长了4倍多;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从14亿增长到66.3亿，增长了3.7倍，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储蓄存款只增加了2.6倍。汕头居民的存款增幅远高于GDP、投资、出口的增长。其实，这些“藏富于民”的现象均来自于统计数字无法体现的地下经济。放在30年的视角下(1978年~2008年)，汕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12.4%，虽然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9.8%)，但低于广东省年均增长速度(13.8%)。汕头的GDP、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仅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收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还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汕头的发展势头一直不如人意。
中篇
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汕头把握住率先改革、率先开放的良好机遇，乘势加快发展，起到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中的矛盾逐渐显现，地理位置、商贸文化、华侨众多、特区政策等发展优势发挥不出应有的带动作用，资源、科技、管理、交通等劣势不能有效解决，导致汕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长达十年之久。
百载商埠：贸易优势未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归汇三江、河海相连，潮汕人特有的经商意识造就汕头的贸易优势和“百载商埠”的地位。可是，改革开放后，商贸优势和传统并没有让汕头富民强市，现在人们只能从满街商铺和“封街为市”中体会商业的“繁荣”。而曾经大量从潮汕地区订购货物的浙江中部小城——义乌则在并不优越的地理位置上靠商贸起家，把市场当作最大财富和创业的巨大舞台，走出了一条商贸主导、联动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市的独特发展之路。在对外贸易方面，1979至2009年，汕头外贸累计出口总额还不如目前深圳一年出口额的1/3。目前，汕头的外贸依存度只有50%多，根本体现不出沿海城市外向度高的特点。对外贸易优势发挥不出的关键在于贸易与产业的相互带动、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形成。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前期，汕头贸易发展迅速，并在1998年达到最高峰。当时，汕头发展对外贸易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即政策优势和港口优势。由于当时国家对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控制严格，而汕头的贸易公司遍地开花，一些人又能够利用各种方法拿到“批文”，加上汕头港可以直接出口，所以，各地的货物涌入汕头。时过境迁，当其它地方的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出口的限制日益减少、“批文”不再重要，地处“省尾国角”的汕头的交通劣势日益显现，周边港口的竞争日益激烈，汕头的对外贸易随之下滑。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对汕头本地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没有实现，支撑贸易繁荣的产业基础并不牢固。贸易的繁荣只是暴富了一些人，却没有留下坚实的产业基础，没有留下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大企业，没有留下强势的出口产品，导致了近十年汕头对外贸易低迷滑落。
潮商巨贾：华侨资源未能成为经济发展动力
侨乡优势是创建汕头经济特区的重要原因，汕头有300多万的海外乡亲，其中不乏名商巨贾。改革开放之后，海外乡亲的捐赠热情高涨。30年来海外乡亲捐赠达50亿，占广东省华侨捐赠的1/8。海外乡亲捐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汕头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可是，投资与捐赠不同，任何投资者都要考虑投资收益的问题，即使是乡亲也同样。改革之初，因为政策优势和缺乏其它城市的有力竞争，汕头的投资吸引力尚可。可是，在全国性开放格局形成后，汕头投资环境的劣势慢慢显现出来，这里资源稀缺，投资者没有成本优势，加之以政府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软环境”不理想，这些都让包括海外乡亲在内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截至2009年，汕头30年中实际吸收外资只有78亿美元左右，不如苏州等城市一年吸引外资的额度。30年中，汕头累计核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5800家，至今，仍然存续的只有1000多家。
城因港兴：海岸资源未能转化为航运物流优势
汕头因港而立、因港而兴，历来是粤东、闽西南、赣南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和海上门户。海岸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建港资源条件，适宜建港的自然深水岸线28公里，可建5至30万吨码头50多个。改革开放以后，汕头港一度繁盛，1993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1997年达到1360万吨，在全省排第4位;集装箱吞吐量36.6万标箱，在全省排第3位。但此后汕头港的建设管理水平没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十余年港口基本建设投资不到400亿元，不及珠海、厦门港口投资的1/3。大型深水集装箱码头发展缓慢，相关配套不健全，港口物资集散作用严重削弱，汕头港地位与日俱减，在全国沿海港口中已经成为吞吐量最少的几个港口之一。2009年，汕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3000万吨，只相当于广东省港口货物吞吐量的3%左右。港口功能不健全一方面造成潮汕地区的出口货物流失到盐田港、厦门港，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甚至造成了本地企业和在汕头投资的台资企业、港资企业搬迁。
人多地少：自然资源更需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汕头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有一定储量的矿产资源只有19种，主要是价值不高的锆英石、玻璃用砂、钨、饰面花岗岩等。虽然地处海滨，但汕头水资源并不丰富，全市多年平均本地水资源总量19.2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仅426立方米，仅相当于全省人均占有量的17%，全国人均的20%。土地资源更是稀缺，全市土地面积2064平方公里，人口却达500多万，人口密度全国之冠。当然，实践已经证明，资源多寡并非决定一个地区穷富的决定因素，日本、韩国、荷兰、丹麦、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同样是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经济却十分发达，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制度等资源的潜力弥补自然资源劣势。可是，汕头过去的发展中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高级化，反而与其它地方一样，走的是高土地占用、高资金投入的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产业发展中科技、创新的作用不明显，目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只有18%左右。以土地利用为例，尽管人口密度远高于其它城市，但由于产业空间布局分散，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汕头土地效益低下。1993年，汕头市地均GDP为720.62万元/km2，厦门市为845.47万元/km2，两市相差无几，但现在，汕头市的地均GDP不及厦门市的一半。
城市品牌：特区政策和政治影响逐步弱化
城市品牌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一个城市全体居民和企业共同的无形资产，特区的名号让汕头成为了世人瞩目的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和试验田。特区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税收减免之类的具体政策优惠，而在于中央对特区的关注和特区被赋予的试验权和立法权。全国260多个地级市中，拥有“较大的市”立法权的不过49个城市(包括特区城市)，拥有特区立法权的不过是4个特区城市。另外，特区的金字招牌还有非常大的政治效应，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和趋势出发，国家和省都可以在政策、机制、规划、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汕头倾斜和指导。可惜的是，汕头并没有用好让没有试验权、立法权的“普通城市”羡慕不已的特区的金字招牌，城市的无形资产不断流失。近些年，国家的区域政策也已经有了巨大调整，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两型社会，从循环经济试验到生态经济区，从北部湾到长吉图，从江苏沿海到辽宁沿海……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城市开始更加重视政治效应、无形资产的开发，“制造”出一系列“概念”，引起社会的关注，比如，珠海因为《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而底气实足地喊出前三十年看深港、后三十年看珠澳;在海西势头强劲的背景下，厦门在努力打造海西龙头，海南全力打造“国际旅游岛”……而同样作为经济特区的汕头，似乎逐步被淡忘，似乎逐步被边缘化，特区的金字招牌比之10几年前黯淡了很多。
正如汕头市委书记李锋在市委九届九次全会上指出，汕头出现今天这样的落后局面，主要根源就是我们思想落后了，观念落后了。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精神状态、体制机制、工作作风、法制建设等方面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甚至有些同志已经忘记了汕头还是特区，导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在弱化，开放兼容、创新争先的文化特质在淡化，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在退化，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勇气在消退，思想上、措施上、行动上停滞不前，在困难和问题面前等待观望、患得患失，不敢突破陈规，不敢承担责任。
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不同，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也不可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加快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把握发展机遇，扬长避短，充分挖掘本地的优势，并将之不断发挥出来。这应该是汕头经济特区30年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
下篇

发展定位必须科学准确
转型时期的中国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是最大的资源控制者，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举足轻重。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能力依靠自己手中的各种资源去调控经济，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可是，在市场经济雏形期，汕头并没有营造好发展环境，未能调控好经济发展的方向、节奏。
汕头缺乏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重点与战略连续性不强，就是一直在强调的“现代化港口城市”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定位不准只会导致机遇一失再失，思路不清晰的结果是处处“慢人一拍”，汕头在外地努力突破基础设施瓶颈的时候缩手缩脚;在珠三角地区已经把对外贸易集聚的资金转移到工业的时候，依然兼顾“商贸立市”;在各地已经充分重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时候依然放任圈地行为和农村土地的无序滥用;在长三角地区强力招商引资的时候依然无动于衷;在沿海城市大力推动企业上市多年之后才想起努力跟进;在重化工业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对重大项目引进不力，依然注重发挥“轻工优势”……
在产业发展上也是如此，没有很好地把握和顺应产业发展趋势，产业主攻方向徘徊于轻工业、重化工业(大项目)、商贸业、现代服务业之间。在工业内部，也同样未能有效选择增长速度较快，对其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决定着产业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的工业产业，时至今日，还笼统地把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工艺玩具、化工塑料、食品医药、机械装备、印刷包装和音像材料8大产业都定位为支柱产业。对汕头人地矛盾突出、农村人口比重极高的发展压力认识不够超前，不能提早引导产业、人口在空间上集聚。
体制机制必须创新突破
在创办特区之初，汕头有很多敢为全国之先的创举：在兴办“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在招商引资、体制改革、政府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试验，这些创新举措构筑的新体制、新机制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特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可惜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动力逐渐减弱、阻力不断加大的时候，汕头故步自封，各种创新行为反而减少了，尤其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更没有为全国提供制度化的、能为其它地方借鉴的成熟的改革经验。比如行政管理体制，与内地所谓的落后地区不但毫无二致，再比如，港口建设，汕头的港口投资建设经营市场开放非常迟缓，港口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比较单一，资金筹集渠道较窄。
“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体制机制优势弱化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势头受阻，在特区优势不明显的今天，在万马奔腾齐发展的时代，汕头更需要以创新促进发展。
政府管理水平必须不断提高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良好发展环境的营造。可是，多年来汕头发展环境一直不理想。经济发展要有与之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宏观发展环境方面，汕头的两次区划调整(1991年的潮汕三市一分为三和2003年的撤澄海市、潮阳市设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对汕头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潮汕一分为三割裂了潮汕地区固有的经济联系，使行政区划这一上层建筑不但没有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潮汕三市的经济基础。撤市设区改革使事实上处于县域经济水平的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不能享受强县扩权背景下给予“县”的各种自主权限和优惠政策，在税负加重、财力减弱的情况下，反而要承担更繁重的“市区”城建、教育等公共服务，同时，潮阳、澄海原有的区域品牌效应也被削弱。在政务环境方面，不能否认，历届政府对政务环境的重视程度颇高，整顿机关作风运动、工业集中服务活动、民主测评机关作风活动、机关效能建设等运动高潮迭起;成立机关效能投诉中心、企业投资服务中心，出台《汕头市改进机关作风和提高行政效能规定》、《汕头市市区企业投诉管理办法》等举措接连不断，成效喜人。可是，体制性障碍的存在使单纯运动式的整治效果并不理想，效率低下、宽严无度、擅意枉为、各自为政等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不容置疑，在加快汕头发展的关键时期，提高机关效能，加强执行力建设，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实施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加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以时代文化精神为引领加快建设幸福汕头
汕头人杰地灵，潮汕文化底蕴深厚，潮汕文化中的勇于拼搏、勤俭节约、开拓创新等积极因素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品质，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尽善尽美，潮汕文化的独立性、功利性和传统的秩序观念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很多冲突，这也影响了汕头经济健康发展。潮汕文化中尚存的一些糟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汕头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人才环境，干扰了良性市场秩序，阻碍了投资周期长、见效慢产业的发展，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人情关系还扭曲了政务行为。文化的扬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引导，努力建立与市场经济更为符合的开放意识、秩序意识、法治意识、合作双赢意识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大力弘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把汕头建设成为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特区文化城市和潮汕文化的聚集地，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特区风格、汕头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以时代文化精神为引领加快建设幸福汕头。
站在特区成立3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曲折艰难的发展道路，我们既为成绩自豪，又对经验教训深思。近几年来，汕头发展形势喜人，经济增长速度连续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呈现平稳加快发展态势，实现GDP550亿元，增长11.1%。我们如果能全面调动海内外乡亲的积极性，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奋勇争先,科学发展,擦亮特区招牌，提高区域中心城市凝聚力、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实现汕头的崛起与振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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