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甸搬家

A. 紅軍長征勝利具有那四個方面的深遠影響

紅軍長征的勝利，意義是多方面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來。
首先，它宣告了國民黨圍追堵截紅軍的破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並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鼓舞了廣大的革命人民。


毛澤東在談到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意義時曾形象地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紅一方面軍的長征是如此，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也是如此。的確如毛澤東所說，長征是一篇宣言書。為了消滅長征中的紅軍，蔣介石調集了中央軍、粵軍、湘軍、桂軍、黔軍、滇軍、川軍、東北軍、西北軍、馬家軍及少數民族中反動土司、頭人的部隊，千方百計地進行圍追堵截，企圖將各路紅軍逐次殲滅。紅軍在數萬里轉戰中雖然受到很大的損失，但終於沖破國民黨軍隊的一次次圍追堵截，勝利地在陝甘地區大會師。它以鐵的事實向全世界宣告，紅軍不愧是英雄好漢，而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徹底破產。

長征又是宣傳隊，是一次最廣泛、最有效的宣傳。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地區，大部分是偏遠的西南、西北地區，那裡的大部分群眾，從來沒有見過共產黨，沒有見過紅軍。通過長征，他們不僅見到了共產黨，見到了紅軍，還了解了他們的方針、政策和主張，從而使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擴大到了廣大的西南、西北地區。斯諾在著名的《西行漫記》一書中就說：「紅軍經過的省份有二億多人民。在戰斗的間隙，他們每佔一個城鎮，就召開群眾大會，舉行戲劇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許多『奴隸』（其中有些參加了紅軍），宣傳『自由、平等、民主』，沒收『賣國賊』(官僚、地主、稅吏)的財產，把他們的財物分配給窮人。現在有千百萬的農民看到了紅軍，聽到了他們講話，不再感到害怕了。紅軍解釋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們的抗日政策。」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大規模的轉移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迴宣傳。」

不僅如此，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還傳到了國民黨統治的其他地區，鼓舞了這些地方廣大人民群眾的鬥志。幽谷所寫的《紅軍二萬五千里西行記》全面介紹了紅一方面軍長征的經過。此文在上海《逸經》雜志發表後，使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人了解了紅軍。那些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斗爭甚至被關進監獄的革命者，在得知紅軍長征的消息後，更深受鼓舞。著名文學家魯迅和茅盾在得知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後，立即寫信祝賀說：「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後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極熱烈的歡迎與擁護。」他們的這些話，代表了國民黨統治區革命人民的共同的心聲。

長征還是播種機，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紅軍在所經過的許多地區，幫助各民族群眾建立了革命政權，組織了革命武裝，而且留下許多紅軍幹部和戰士，與他們一起戰斗。僅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的紅色政權，著名的就有川黔邊南腰界土家、苗、漢各族蘇維埃，大涼山彝、漢人民聯合政權――冕寧縣革命委員會，茂縣、理縣、汶川縣(羌、藏、漢族)工農兵蘇維埃，茂縣回族蘇維埃，瓦缽梁子、周傘藏族蘇維埃，綏崇地區的格勒格沙(藏語，意為嘉絨地區)政府，川邊藏區的中華蘇維埃波巴(藏人)自治政府，陝甘寧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等。這些民族自治政權有許多都建立了革命武裝，在紅軍走後仍然堅持斗爭。如紅二、紅六軍團長徵到貴州黔西、大定、畢節地區後，迅速建立了抗日救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在很短時間內，就發展到1000多人槍。紅軍長征走了以後，黔南的布依、苗、漢族人民同紅軍留下的60多名戰士一起，在貞豐、紫雲、望謨和羅甸四縣邊區的大小麻山一帶堅持斗爭，成為威脅國民黨黔南統治的游擊區。雲南迪慶藏區的貧農張文耀和紅軍留下的傷病員，還領導群眾進行暴動，聯合維西、麗江、永勝、鶴慶、劍川等八縣的彝、藏、白、納西、漢族人民4000餘人，在「殺官安民」、「打富濟貧」的口號下，佔領金沙江東岸橋頭和格魯灣一帶，沉重地打擊了當地的統治者。
其次，紅軍長征的勝利，保留了紅軍的骨幹，鍛煉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集中了各路紅軍的經驗和特長，使紅軍成為一支更加堅強的部隊。


在長征的過程中，紅軍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損失。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在長征出發前，共有將近20萬人，到達陝、甘地區時，只剩下了五六萬人。其中紅一方面軍出發時有8．6萬人，到達陝北時只剩下7000多人(與紅四方面軍在一起的紅五、紅九軍團等未計算在內)。但是，各路紅軍的骨幹保留下來了，而且經過長征的千錘百煉，保留下來的這些紅軍骨幹大大地增長了才幹。就連長征出發前才參軍或長征路上才參軍的許多新戰士，經過艱難的萬里轉戰，也都成了堅強的紅軍戰士，甚至成了優秀的紅軍指揮員。

各路紅軍在出發以前，一直分散在各個革命根據地。他們在多年的征戰中，都創造了豐富的經驗，具備了自己的特長。在大會師以後，各路紅軍匯聚到了一起，他們的經驗和特長也集中到了一起，這就更便於互相交流和學習，從而使紅軍的各方面建設大大增強。三大主力紅軍集中到一起以後，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領導下，互相配合，統一行動，對於打開革命斗爭的新局面，奪取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新勝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楊尚昆在1936年為迎接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所寫的《全國主力紅軍大會合》一文，就明確指出：「三大紅軍主力會合，在數量上固然會大大地增加起來，成為一極大的紅軍，同時質量上的加強，其程度是不可測量的。三個方面軍都有極其豐富的斗爭經驗，有各種軍事上的特長，會合之後，就將要融合為一，以這種九年國內戰爭的經驗和全體健兒的集體意志，去戰勝日本及一切漢奸賣國賊，這是有把握的」，因此，「這一偉大的會合，在紅軍本身上說來，也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上，將劃出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在慶祝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通電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的這一在抗日前進陣地的會合，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侵略是決[快]要受到我們全民族最堅強的抗日先鋒隊的打擊了，證明中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柱了。證明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全國同胞是有了團結禦侮的核心了，證明正在抗日前線的愛國工人，愛國農民，愛國學生，愛國軍人，愛國記者，愛國商人，英勇的東北義勇軍以及一切愛國志士是有了援助者與領導者了，總之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繫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

再次，紅軍長征的勝利，鞏固和發展了陝甘革命根據地，使全國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線的西北，為革命新高潮的掀起、抗日戰爭時期的大發展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陝甘革命根據地，在紅二十五軍到達以後力量得到了壯大。但是，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在1935年9、10月間進行的錯誤的肅反，造成了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中共中央到達以後，立即把被捕的劉志丹等人釋放出來，及時停止和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並於11月間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重大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使陝甘革命根據地轉危為安。1936年，紅一方面軍接連進行了東征和西征，開辟了大片新區，使陝甘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擴大，形成著名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以後，又取得山城堡戰役的重大勝利，使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進一步得到鞏固，從而形成了位於西北的全國革命的大本營。

在紅軍長征出發以前，革命根據地大多在長江流域，全國革命的重心在南方。國民黨為了消除這心腹大患，調集了上百萬大軍向各個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力量再在南方發展很不容易。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不僅迅速佔領全東北，而且一步步向華北進逼，亡國滅種的危險擺在全國人民的面前。但由於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主要力量在南方，無法奔赴抗日前線。在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哪種政治力量能成為抗日的中堅，哪種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就能獲得迅速的發展。因此，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爭的需要，也是擺脫困境、發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紅軍長征的勝利，使各路紅軍集中到了離抗日前線較近的西北地區，恰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正因為如此，紅軍長徵到達陝甘地區以後，就迅速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戰爭中發揮出了重要的作用，自己的力量也獲得迅速的發展。後來毛澤東在談到紅軍長征勝利的重大意義時就說：「如果不到陝北，那怎麼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麼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麼多根據地呢？」

紅軍長征的勝利，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大發展創造了條件。中共中央等在為慶祝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大會合的通電中即指出：「我們即刻就要進入一個新階段了，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都獲得迅速的發展，從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就迅速地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因此，長征勝利是中國革命第二次由失敗走向勝利的重要轉折，是此後中國革命勝利進軍的前奏曲，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它仍然在鼓舞著億萬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奮勇前進。

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及豐富經驗

在長征中，客觀形勢對紅軍是極為不利的。幾十萬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無數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和分裂主義的危害，多次使力量已經比較弱小的紅軍瀕於絕境。可是，在這種艱難而又危險的情況下，紅軍為什麼能最終取得長征的勝利呢？


第一，及時地撤換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中央領導。在長征初期，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導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損失，特別是湘江戰役的失敗，使紅一方面軍損折過半。如果不撤換李德、博古的錯誤領導，長征就很難取得勝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召開了有名的遵義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失敗的教訓，批評了李德、博古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並在會後不久改變了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實際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中央領導，從而使黨和紅軍在極端險惡的情況下轉危為安，保證了紅軍長征的勝利。正如周恩來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所說：「中央紅軍能不在李德的荒謬指揮下消滅，而能渡過長征困難，實因在遵義會議後得到毛主席的領導，以及一、三軍團骨乾的努力」。張聞天1943年12月16日在整風筆記中也寫道：「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第二，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保持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張國燾自恃人眾槍多，個人野心大膨脹，企圖奪取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並明目張膽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黨和紅軍。黨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張浩、任弼時、賀龍、徐向前等領導成員及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終於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爭取並實現了黨和紅軍的統一與團結。可以說，如果沒有全黨全軍的這種統一與團結，就沒有紅軍三大主力的大會師，就沒有長征的勝利。

整個紅軍的長征是如此，各路紅軍的長征也是如此。正由於各路紅軍上下之間、官兵之間的緊密團結，才戰勝了一個個困難，相繼取得了長征的勝利。陳雲在談到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的原因時，就說第一個原因是「紅軍兵心團結」，並認為「紅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

黨和紅軍統一與團結局面的出現，與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對於黨內矛盾、黨內斗爭的正確處理是分不開的。在遵義會議上，黨中央及時地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領導問題，而將政治路線問題留待以後再來解決，這樣，既糾正了錯誤的軍事指導，又團結了原來犯錯誤的同志。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黨中央和毛澤東等也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採取了正確的態度和方針。正如彭德懷所說，如果不是採取了團結的方針，「就不會有以後二、四方面軍在甘孜的會合，更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大會合了」。

第三，選擇了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正確轉移方向，並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紅軍的長征實際上是一次戰略退卻，選擇什麼樣的方向，對於退卻的成功至關重要。紅一方面軍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圍，應該說是正確的。但蔣介石窺破紅軍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師的企圖，並調集大軍等在紅軍前進路上的時候，紅軍如果不改變方向，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正是由於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了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建議，紅軍改變了戰略方向，才避免了這場危機。當紅軍到達黔北以後，本想從這里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但這時劉湘已沿長江布置大軍進行攔截，如果紅軍不能從戰爭實際出發，改變戰略行動方向，後果也不堪設想。由於紅軍及時地掉轉方向，迂迴前進，才從雲南巧渡金沙江，再次使紅軍避免了一次危機。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成功西進，也是由於正確選擇戰略方向，並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修改，才得以實現的。

紅軍長征的勝利，與黨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是分不開的。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張國燾堅持南下，黨中央則堅決主張北上。事實證明，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北上才是正確的。正因為黨中央堅持了北上的方針，繼續選擇了正確的戰略方向，才有後來的三軍大會師，有長征的勝利。因此，紅軍長征的勝利，也是黨中央北上方針的勝利。

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除了便利於參加即將爆發的抗日戰爭，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對於團結紅軍、鼓舞士氣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就說：「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傑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徵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第四，實行了高度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各路紅軍進行了密切的戰略配合。在長征過程中，到處困難重重，形勢瞬息萬變，沒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難以勝利前進的。紅一方面軍在長征之初，就是由於實行甬道式的大搬家，戰術呆板，行動遲緩，受到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以後，由於撤換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毛澤東回到軍事領導崗位，紅軍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雲南，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對於紅軍這種機動的戰略戰術，國民黨的追剿部隊也承認難於應付，認為「紅軍的神機妙算，出進無常，掌握了主動」，使「蔣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頭腦」。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也同樣依靠了各種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如王震在回憶賀龍領導紅二、紅六軍團向湘黔邊轉移時的戰斗歷程時說：「這一個時期的戰斗，打得機動靈活，有聲有色，運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紅二方面軍戰史上的光輝範例。」紅四方面軍在岷洮西戰役中，也由於「採取靈活多變的戰術，經過一周艱苦鏖戰，重創了敵軍」，取得重大勝利。

各路紅軍的戰略配合，對於長征的勝利進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各路紅軍的長征雖然是分別進行的，但紅七軍團的北上，紅六軍團的西征，配合了紅一方面軍長征准備工作的進行；紅一方面軍長征後留下的部隊，紅十軍團的北上，紅二、紅六軍團的行動，都鉗制了敵人的兵力，掩護和策應了紅一方面軍初期的轉移；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軍事出擊，配合了紅一方面軍在雲貴川的勝利轉戰；紅二十五軍與陝甘紅軍的會師，為紅軍落腳西北准備了條件；紅四方面軍和紅十五軍團的策應，為紅一方面軍的勝利北上提供了幫助；紅四方面軍的接應，有力地配合了紅二、紅六軍團在川康邊的北上；紅一方面軍的接應，又配合了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北上。如果沒有這些相互之間戰略配合，長征的勝利就會更加困難。

第五，發揚了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在長征過程中，紅軍面對的是眾多的敵人和數不清的艱難險阻，如果沒有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後果是不可想像的。朱德在談到「十七勇士」搶渡大渡河的事跡時說：「紅軍體現了英雄主義的新觀念。我們培養出革命的群眾英雄，他們不自私自利，不為任何誘惑所動，決心為革命犧牲，一直戰斗到我們的人民和國家獲得解放為止」。正是這種革命的英雄主義精神以及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使紅軍克服了千難萬險，戰勝了凶惡的敵人。

現在，人們習慣地把紅軍在長征中表現出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稱為「長征精神」。對於這種長征精神，楊尚昆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曾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就是對革命理想和革命事業無比忠誠、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充滿樂觀，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就是聯系群眾，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他說：「這樣的信念、氣概、品德和思想，是紅軍堅強的精神支柱。正是這種偉大的精神，產生偉大的軍隊、偉大的戰士、偉大的奇跡。」

第六，實行了正確的群眾政策特別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各族群眾的支持和幫助。戰爭不僅是軍隊的拼殺，還是人心向背的較量。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即使是在長征的艱苦環境中，也時時關心群眾的生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力所能及地幫助群眾，因此得到了沿途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在紅軍經過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紅軍愛護和幫助群眾、群眾擁護和支持紅軍的動人故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就曾生動地描繪了紅一方面軍沿途分發有錢人的財產給窮人的情景。他說紅軍沿途沒收有錢人如地主、官吏、豪紳的財物，除做給養外便分配給當地的窮人，地契都燒毀了，捐稅也取消了，貧農還發給了武裝，除了川西的一些地方外，他們到處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紅軍還未到，名聲早就已經傳到，常常有被壓迫農民派代表團來要求紅軍繞道到他們鄉里去「解放」他們。他們對紅軍的政綱雖然很少有什麼概念，但「只知道這是一支『窮人的軍隊』。這就夠了」。

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地區，大都是西南、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區，不少少數民族有自己的獨特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由於漢族統治者的長期壓迫剝削，國民黨當局的欺騙和對紅軍的不了解，他們往往對紅軍懷有疑懼，有的甚至進行對抗。而紅軍在經過各少數民族地區時，積極宣傳和執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認真保護群眾的利益，努力爭取上層民族宗教人士，所以很快得到了苗、瑤、壯、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人民的信任，他們自覺地為紅軍帶路、送糧草、救護傷病員，協同紅軍作戰，許多人還立即參加了紅軍。當紅一方面軍渡過金沙江後，蔣介石發誓要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但由於劉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領小葉丹的結盟，紅軍不但順利通過彝族區，還勝利渡過大渡河，使蔣介石的夢想徹底破滅，留下了紅軍和彝族人民團結的佳話。紅軍在經過川康邊藏族地區時，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把紅軍看作「菩薩兵」，把紅軍幫助他們建立的自治政府，稱為「自己的政府」或「郎加尼瑪夏」（天上出來的太陽），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來很少的食物，還有許多藏族青年參加了紅軍。當紅軍經過豫旺堡一帶回民區時，由於紅軍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群眾完全相信了紅軍，自動地打開寨門，與紅軍聯合，並慰勞紅軍許多東西，「回民那種熱忱，對紅軍的擁護與愛戴的情形真是難以形容了」。紅軍長征的勝利，與各族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是分不開的。

B. 對中國人來說，故鄉到底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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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苗族的民族習性

竹竿來舞是貴州省南部羅甸縣自董王鄉一帶苗族群眾在生產生活中自創的一種自娛性舞蹈，主要是表現苗族青年男女對自由戀愛的追求與理想，一般在重大節慶日與迎接貴客時演出。 苗族竹竿舞
竹竿舞的演出要求並不十分苛刻，道具要求也相對簡單化。只要有一塊平坦的草地，就可以進行演出。一般是8對男女青年進行，演出時男子著短衣，腰系紅綢緞；女子著苗族特有的手工大擺裙，由苗族大堂鼓伴奏打節拍，和以一陣陣的歡呼聲，與紅綢緞、彩裙一起烘托出一種樸素灑脫的美。 竹竿舞一般分山間偶遇、搭橋過河、相戀、抬新娘回家四個環節組成，各個環節都流露出苗族青年男女真摯的情感與飽含著許多原生態的審美元素，古樸自然。

D. 羅甸七月半節日來歷

羅甸七月半節日來歷：
每年的農歷七月十三至十五是羅甸布依族的「七月半節」，節日前間各家都敬祖先。布依族過七月半，主要是祭祖先、放河燈、打鞦韆、包褡褳粑。此時水果已成熟，從十三日起，要在神龕上擺有數盤時令水果。並做上好菜飯敬供祖先。十四這天晚上到路邊插香燒冥錢元寶，紙衣蠟燭供奉先人；到河邊放用橙子掏空做成的河燈。
貴陽市地區，還專門製作能燃三天三夜的塔式盤香，掛於堂屋樓頂，裝填內裝紙錢的「包袱」，燒給祖先作為禮物；都勻市一帶，還表演銅鼓刷把舞；長順縣的猛秋一帶舉行「趕秋坡」活動，男女對唱山歌，參加者達萬人以上。
「七月半」，在漢族地區是一個祭祀祖先和孤魂野鬼為內容的節日。

羅甸布依族的七月半除了大致與漢族過此節時的相似習俗外，還有許多頗具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的活動內容。節期多為二天。貴州紅水河沿岸的布依族農歷七月十五祭祖，十五至十六日，兒童和青年在榕樹腳盪秋干，在廣闊的地上打陀螺；貴州羅甸、望漠、冊亨等縣布依村寨的群眾於十四日晚上匯集涼亭聽老人講故事，兒童們則要在大壩游戲狂鬧，有的孩子還將剝皮橙子插在一竹竿端部，再在橙子上插上幾束焚香，然後將竹子直立地上，遠看猶如群星閃爍；惠水縣的一些布依族十四日舉行歌會，十五日殺狗舉行狗肉宴，十五、十六日在嗩吶的伴奏下開展跳粑棒舞和銅鼓舞活動，十六日還將舉行別有風趣的嗩吶比賽，敗者將噴吶和一瓶酒送給勝方，以示認輸和祝賀。惠水羨塘地區過「七月半」時，人們在羨塘河邊的偏岩等地，唱山歌壓鬼邪。因參加者多為男女青年，唱的大多是情歌，後逐步演變成、羨塘七月半歌節。
隨著規模的逐漸擴大，解放後歌場移至羨塘公路橋附近。近年來，平塘縣的克度、公鵝，羅甸縣的邊陽、逢亭，長順縣的代化、擺所，紫雲縣的羊場、猴場，廣西的八臘、六等地的布依族歌手都聚集到羨塘。羨塘橋頭到偏岩，沿途七、八公里的路上，人頭涌動，熙來攘往，人聲歌不絕，參加群眾達萬人，成了這個地遠近聞名的歌場。對歌有個別和集，兩種形式，兼有胡琴、木葉、笛子、月等樂器伴奏。歌詞有傳統的和即興作兩種。情歌一般有見面歌、贊美歌求愛歌、相戀歌、成婚歌。其他對歌有風俗歌、生產勞動歌、敘事歌等。在實行階級壓迫的舊社會，還有昔歌之類，如長工歌、抓兵歌、逃荒歌、寡崽歌等。
這個地區過"七月半"時，白天青年們開展打香仗（泥團粘香，互相對砸）、踢毯等活動。晚上，少女們在碗里盛上菜油，放上燈芯；點燃後放到羨塘河水面。無數碗燈朋亮水面，任其漂流，時隱時現。每個放燈者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碗燈的走向，順水漂流者，就被視為來年幸福歡樂；如遇水流迴旋，碗燈漂浮不前，就被視為不吉利，於是就得請來"七姊妹"（用紙糊成人形），燒香拜佛，祈求鬼神保佑。
布依族的七月半也有禁忌，一般在農歷七月不嫁娶、不搬家；七月半這天不能到河裡游泳，如一定要過河也要拿香插在河邊，撒一把香灰在水面上，才能涉水渡河；晚上不能把衣服曬在屋外；吃飯時不能把筷子插立在飯上；不能撿路邊的錢，等等。

E. 羅甸七月半節日來歷

羅甸七月半節日來歷：
每年的農歷七月十三至十五是羅甸布依族的「七月半節」，節日前間各家都敬祖先。布依族過七月半，主要是祭祖先、放河燈、打鞦韆、包褡褳粑。此時水果已成熟，從十三日起，要在神龕上擺有數盤時令水果。並做上好菜飯敬供祖先。十四這天晚上到路邊插香燒冥錢元寶，紙衣蠟燭供奉先人；到河邊放用橙子掏空做成的河燈。
貴陽市地區，還專門製作能燃三天三夜的塔式盤香，掛於堂屋樓頂，裝填內裝紙錢的「包袱」，燒給祖先作為禮物；都勻市一帶，還表演銅鼓刷把舞；長順縣的猛秋一帶舉行「趕秋坡」活動，男女對唱山歌，參加者達萬人以上。
「七月半」，在漢族地區是一個祭祀祖先和孤魂野鬼為內容的節日。
羅甸布依族的七月半除了大致與漢族過此節時的相似習俗外，還有許多頗具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的活動內容。節期多為二天。貴州紅水河沿岸的布依族農歷七月十五祭祖，十五至十六日，兒童和青年在榕樹腳盪秋干，在廣闊的地上打陀螺；貴州羅甸、望漠、冊亨等縣布依村寨的群眾於十四日晚上匯集涼亭聽老人講故事，兒童們則要在大壩游戲狂鬧，有的孩子還將剝皮橙子插在一竹竿端部，再在橙子上插上幾束焚香，然後將竹子直立地上，遠看猶如群星閃爍；惠水縣的一些布依族十四日舉行歌會，十五日殺狗舉行狗肉宴，十五、十六日在嗩吶的伴奏下開展跳粑棒舞和銅鼓舞活動，十六日還將舉行別有風趣的嗩吶比賽，敗者將噴吶和一瓶酒送給勝方，以示認輸和祝賀。惠水羨塘地區過「七月半」時，人們在羨塘河邊的偏岩等地，唱山歌壓鬼邪。因參加者多為男女青年，唱的大多是情歌，後逐步演變成、羨塘七月半歌節。
隨著規模的逐漸擴大，解放後歌場移至羨塘公路橋附近。近年來，平塘縣的克度、公鵝，羅甸縣的邊陽、逢亭，長順縣的代化、擺所，紫雲縣的羊場、猴場，廣西的八臘、六等地的布依族歌手都聚集到羨塘。羨塘橋頭到偏岩，沿途七、八公里的路上，人頭涌動，熙來攘往，人聲歌不絕，參加群眾達萬人，成了這個地遠近聞名的歌場。對歌有個別和集，兩種形式，兼有胡琴、木葉、笛子、月等樂器伴奏。歌詞有傳統的和即興作兩種。情歌一般有見面歌、贊美歌求愛歌、相戀歌、成婚歌。其他對歌有風俗歌、生產勞動歌、敘事歌等。在實行階級壓迫的舊社會，還有昔歌之類，如長工歌、抓兵歌、逃荒歌、寡崽歌等。
這個地區過"七月半"時，白天青年們開展打香仗（泥團粘香，互相對砸）、踢毯等活動。晚上，少女們在碗里盛上菜油，放上燈芯；點燃後放到羨塘河水面。無數碗燈朋亮水面，任其漂流，時隱時現。每個放燈者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碗燈的走向，順水漂流者，就被視為來年幸福歡樂；如遇水流迴旋，碗燈漂浮不前，就被視為不吉利，於是就得請來"七姊妹"（用紙糊成人形），燒香拜佛，祈求鬼神保佑。
布依族的七月半也有禁忌，一般在農歷七月不嫁娶、不搬家；七月半這天不能到河裡游泳，如一定要過河也要拿香插在河邊，撒一把香灰在水面上，才能涉水渡河；晚上不能把衣服曬在屋外；吃飯時不能把筷子插立在飯上；不能撿路邊的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