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甸搬家

A. 红军长征胜利具有那四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首先，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并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的革命人民。


毛泽东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如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是如此。的确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一篇宣言书。为了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千方百计地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各路红军逐次歼灭。红军在数万里转战中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终于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追堵截，胜利地在陕甘地区大会师。它以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红军不愧是英雄好汉，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是一次最广泛、最有效的宣传。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那里的大部分群众，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见过红军。通过长征，他们不仅见到了共产党，见到了红军，还了解了他们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而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不仅如此，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还传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地区，鼓舞了这些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幽谷所写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过。此文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后，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了解了红军。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甚至被关进监狱的革命者，在得知红军长征的消息后，更深受鼓舞。著名文学家鲁迅和茅盾在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祝贺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他们的这些话，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革命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长征还是播种机，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了革命武装，而且留下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与他们一起战斗。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红色政权，著名的就有川黔边南腰界土家、苗、汉各族苏维埃，大凉山彝、汉人民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县(羌、藏、汉族)工农兵苏维埃，茂县回族苏维埃，瓦钵梁子、周伞藏族苏维埃，绥崇地区的格勒格沙(藏语，意为嘉绒地区)政府，川边藏区的中华苏维埃波巴(藏人)自治政府，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这些民族自治政权有许多都建立了革命武装，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如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迅速建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1000多人枪。红军长征走了以后，黔南的布依、苗、汉族人民同红军留下的60多名战士一起，在贞丰、紫云、望谟和罗甸四县边区的大小麻山一带坚持斗争，成为威胁国民党黔南统治的游击区。云南迪庆藏区的贫农张文耀和红军留下的伤病员，还领导群众进行暴动，联合维西、丽江、永胜、鹤庆、剑川等八县的彝、藏、白、纳西、汉族人民4000余人，在“杀官安民”、“打富济贫”的口号下，占领金沙江东岸桥头和格鲁湾一带，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
其次，红军长征的胜利，保留了红军的骨干，锻炼和造就了大批的人才，集中了各路红军的经验和特长，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


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出发前，共有将近20万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五六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与红四方面军在一起的红五、红九军团等未计算在内)。但是，各路红军的骨干保留下来了，而且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保留下来的这些红军骨干大大地增长了才干。就连长征出发前才参军或长征路上才参军的许多新战士，经过艰难的万里转战，也都成了坚强的红军战士，甚至成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各路红军在出发以前，一直分散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他们在多年的征战中，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自己的特长。在大会师以后，各路红军汇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经验和特长也集中到了一起，这就更便于互相交流和学习，从而使红军的各方面建设大大增强。三大主力红军集中到一起以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胜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尚昆在1936年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所写的《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一文，就明确指出：“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在数量上固然会大大地增加起来，成为一极大的红军，同时质量上的加强，其程度是不可测量的。三个方面军都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各种军事上的特长，会合之后，就将要融合为一，以这种九年国内战争的经验和全体健儿的集体意志，去战胜日本及一切汉奸卖国贼，这是有把握的”，因此，“这一伟大的会合，在红军本身上说来，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将划出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再次，红军长征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全国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西北，为革命新高潮的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五军到达以后力量得到了壮大。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1935年9、10月间进行的错误的肃反，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以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等人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并于11月间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1936年，红一方面军接连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开辟了大片新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形成著名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位于西北的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在红军长征出发以前，革命根据地大多在长江流域，全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国民党为了消除这心腹大患，调集了上百万大军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再在南方发展很不容易。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迅速占领全东北，而且一步步向华北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无法奔赴抗日前线。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因此，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摆脱困境、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恰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就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自己的力量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时就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等在为庆祝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中即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都获得迅速的发展，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就迅速地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第二次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是此后中国革命胜利进军的前奏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仍然在鼓舞着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勇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及丰富经验

在长征中，客观形势对红军是极为不利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无数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分裂主义的危害，多次使力量已经比较弱小的红军濒于绝境。可是，在这种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呢？


第一，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使红一方面军损折过半。如果不撤换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长征就很难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而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正如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所说：“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整风笔记中也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第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个人野心大膨胀，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张浩、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领导成员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争取并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党全军的这种统一与团结，就没有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如此，各路红军的长征也是如此。正由于各路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紧密团结，才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相继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陈云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时，就说第一个原因是“红军兵心团结”，并认为“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党和红军统一与团结局面的出现，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于党内矛盾、党内斗争的正确处理是分不开的。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及时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领导问题，而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解决，这样，既纠正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又团结了原来犯错误的同志。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也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针。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不是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第三，选择了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正确转移方向，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对于退却的成功至关重要。红一方面军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南方向突围，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窥破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企图，并调集大军等在红军前进路上的时候，红军如果不改变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正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才避免了这场危机。当红军到达黔北以后，本想从这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这时刘湘已沿长江布置大军进行拦截，如果红军不能从战争实际出发，改变战略行动方向，后果也不堪设想。由于红军及时地掉转方向，迂回前进，才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再次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危机。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成功西进，也是由于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才得以实现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分不开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事实证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才是正确的。正因为党中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继续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才有后来的三军大会师，有长征的胜利。因此，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

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除了便利于参加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对于团结红军、鼓舞士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第四，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各路红军进行了密切的战略配合。在长征过程中，到处困难重重，形势瞬息万变，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难以胜利前进的。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之初，就是由于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战术呆板，行动迟缓，受到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撤换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对于红军这种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也承认难于应付，认为“红军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掌握了主动”，使“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同样依靠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如王震在回忆贺龙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向湘黔边转移时的战斗历程时说：“这一个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红四方面军在岷洮西战役中，也由于“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经过一周艰苦鏖战，重创了敌军”，取得重大胜利。

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对于长征的胜利进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路红军的长征虽然是分别进行的，但红七军团的北上，红六军团的西征，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进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红十军团的北上，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都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掩护和策应了红一方面军初期的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出击，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师，为红军落脚西北准备了条件；红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策应，为红一方面军的胜利北上提供了帮助；红四方面军的接应，有力地配合了红二、红六军团在川康边的北上；红一方面军的接应，又配合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如果没有这些相互之间战略配合，长征的胜利就会更加困难。

第五，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众多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使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凶恶的敌人。

现在，人们习惯地把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称为“长征精神”。对于这种长征精神，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他说：“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第六，实行了正确的群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即使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也时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因此得到了沿途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军爱护和帮助群众、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红一方面军沿途分发有钱人的财产给穷人的情景。他说红军沿途没收有钱人如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除做给养外便分配给当地的穷人，地契都烧毁了，捐税也取消了，贫农还发给了武装，除了川西的一些地方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红军还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他们对红军的政纲虽然很少有什么概念，但“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都是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汉族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和对红军的不了解，他们往往对红军怀有疑惧，有的甚至进行对抗。而红军在经过各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认真保护群众的利益，努力争取上层民族宗教人士，所以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羌、藏、回、裕固等族人民的信任，他们自觉地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协同红军作战，许多人还立即参加了红军。当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发誓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由于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结盟，红军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留下了红军和彝族人民团结的佳话。红军在经过川康边藏族地区时，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把红军看作“菩萨兵”，把红军帮助他们建立的自治政府，称为“自己的政府”或“郎加尼玛夏”（天上出来的太阳），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来很少的食物，还有许多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当红军经过豫旺堡一带回民区时，由于红军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民群众完全相信了红军，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B. 对中国人来说，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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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苗族的民族习性

竹竿来舞是贵州省南部罗甸县自董王乡一带苗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创的一种自娱性舞蹈，主要是表现苗族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与理想，一般在重大节庆日与迎接贵客时演出。 苗族竹竿舞
竹竿舞的演出要求并不十分苛刻，道具要求也相对简单化。只要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就可以进行演出。一般是8对男女青年进行，演出时男子著短衣，腰系红绸缎；女子著苗族特有的手工大摆裙，由苗族大堂鼓伴奏打节拍，和以一阵阵的欢呼声，与红绸缎、彩裙一起烘托出一种朴素洒脱的美。 竹竿舞一般分山间偶遇、搭桥过河、相恋、抬新娘回家四个环节组成，各个环节都流露出苗族青年男女真挚的情感与饱含着许多原生态的审美元素，古朴自然。

D. 罗甸七月半节日来历

罗甸七月半节日来历：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三至十五是罗甸布依族的“七月半节”，节日前间各家都敬祖先。布依族过七月半，主要是祭祖先、放河灯、打秋千、包褡裢粑。此时水果已成熟，从十三日起，要在神龛上摆有数盘时令水果。并做上好菜饭敬供祖先。十四这天晚上到路边插香烧冥钱元宝，纸衣蜡烛供奉先人；到河边放用橙子掏空做成的河灯。
贵阳市地区，还专门制作能燃三天三夜的塔式盘香，挂于堂屋楼顶，装填内装纸钱的“包袱”，烧给祖先作为礼物；都匀市一带，还表演铜鼓刷把舞；长顺县的猛秋一带举行“赶秋坡”活动，男女对唱山歌，参加者达万人以上。
“七月半”，在汉族地区是一个祭祀祖先和孤魂野鬼为内容的节日。

罗甸布依族的七月半除了大致与汉族过此节时的相似习俗外，还有许多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活动内容。节期多为二天。贵州红水河沿岸的布依族农历七月十五祭祖，十五至十六日，儿童和青年在榕树脚荡秋干，在广阔的地上打陀螺；贵州罗甸、望漠、册亨等县布依村寨的群众于十四日晚上汇集凉亭听老人讲故事，儿童们则要在大坝游戏狂闹，有的孩子还将剥皮橙子插在一竹竿端部，再在橙子上插上几束焚香，然后将竹子直立地上，远看犹如群星闪烁；惠水县的一些布依族十四日举行歌会，十五日杀狗举行狗肉宴，十五、十六日在唢呐的伴奏下开展跳粑棒舞和铜鼓舞活动，十六日还将举行别有风趣的唢呐比赛，败者将喷呐和一瓶酒送给胜方，以示认输和祝贺。惠水羡塘地区过“七月半”时，人们在羡塘河边的偏岩等地，唱山歌压鬼邪。因参加者多为男女青年，唱的大多是情歌，后逐步演变成、羡塘七月半歌节。
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解放后歌场移至羡塘公路桥附近。近年来，平塘县的克度、公鹅，罗甸县的边阳、逢亭，长顺县的代化、摆所，紫云县的羊场、猴场，广西的八腊、六等地的布依族歌手都聚集到羡塘。羡塘桥头到偏岩，沿途七、八公里的路上，人头涌动，熙来攘往，人声歌不绝，参加群众达万人，成了这个地远近闻名的歌场。对歌有个别和集，两种形式，兼有胡琴、木叶、笛子、月等乐器伴奏。歌词有传统的和即兴作两种。情歌一般有见面歌、赞美歌求爱歌、相恋歌、成婚歌。其他对歌有风俗歌、生产劳动歌、叙事歌等。在实行阶级压迫的旧社会，还有昔歌之类，如长工歌、抓兵歌、逃荒歌、寡崽歌等。
这个地区过"七月半"时，白天青年们开展打香仗（泥团粘香，互相对砸）、踢毯等活动。晚上，少女们在碗里盛上菜油，放上灯芯；点燃后放到羡塘河水面。无数碗灯朋亮水面，任其漂流，时隐时现。每个放灯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碗灯的走向，顺水漂流者，就被视为来年幸福欢乐；如遇水流回旋，碗灯漂浮不前，就被视为不吉利，于是就得请来"七姊妹"（用纸糊成人形），烧香拜佛，祈求鬼神保佑。
布依族的七月半也有禁忌，一般在农历七月不嫁娶、不搬家；七月半这天不能到河里游泳，如一定要过河也要拿香插在河边，撒一把香灰在水面上，才能涉水渡河；晚上不能把衣服晒在屋外；吃饭时不能把筷子插立在饭上；不能捡路边的钱，等等。

E. 罗甸七月半节日来历

罗甸七月半节日来历：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三至十五是罗甸布依族的“七月半节”，节日前间各家都敬祖先。布依族过七月半，主要是祭祖先、放河灯、打秋千、包褡裢粑。此时水果已成熟，从十三日起，要在神龛上摆有数盘时令水果。并做上好菜饭敬供祖先。十四这天晚上到路边插香烧冥钱元宝，纸衣蜡烛供奉先人；到河边放用橙子掏空做成的河灯。
贵阳市地区，还专门制作能燃三天三夜的塔式盘香，挂于堂屋楼顶，装填内装纸钱的“包袱”，烧给祖先作为礼物；都匀市一带，还表演铜鼓刷把舞；长顺县的猛秋一带举行“赶秋坡”活动，男女对唱山歌，参加者达万人以上。
“七月半”，在汉族地区是一个祭祀祖先和孤魂野鬼为内容的节日。
罗甸布依族的七月半除了大致与汉族过此节时的相似习俗外，还有许多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活动内容。节期多为二天。贵州红水河沿岸的布依族农历七月十五祭祖，十五至十六日，儿童和青年在榕树脚荡秋干，在广阔的地上打陀螺；贵州罗甸、望漠、册亨等县布依村寨的群众于十四日晚上汇集凉亭听老人讲故事，儿童们则要在大坝游戏狂闹，有的孩子还将剥皮橙子插在一竹竿端部，再在橙子上插上几束焚香，然后将竹子直立地上，远看犹如群星闪烁；惠水县的一些布依族十四日举行歌会，十五日杀狗举行狗肉宴，十五、十六日在唢呐的伴奏下开展跳粑棒舞和铜鼓舞活动，十六日还将举行别有风趣的唢呐比赛，败者将喷呐和一瓶酒送给胜方，以示认输和祝贺。惠水羡塘地区过“七月半”时，人们在羡塘河边的偏岩等地，唱山歌压鬼邪。因参加者多为男女青年，唱的大多是情歌，后逐步演变成、羡塘七月半歌节。
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解放后歌场移至羡塘公路桥附近。近年来，平塘县的克度、公鹅，罗甸县的边阳、逢亭，长顺县的代化、摆所，紫云县的羊场、猴场，广西的八腊、六等地的布依族歌手都聚集到羡塘。羡塘桥头到偏岩，沿途七、八公里的路上，人头涌动，熙来攘往，人声歌不绝，参加群众达万人，成了这个地远近闻名的歌场。对歌有个别和集，两种形式，兼有胡琴、木叶、笛子、月等乐器伴奏。歌词有传统的和即兴作两种。情歌一般有见面歌、赞美歌求爱歌、相恋歌、成婚歌。其他对歌有风俗歌、生产劳动歌、叙事歌等。在实行阶级压迫的旧社会，还有昔歌之类，如长工歌、抓兵歌、逃荒歌、寡崽歌等。
这个地区过"七月半"时，白天青年们开展打香仗（泥团粘香，互相对砸）、踢毯等活动。晚上，少女们在碗里盛上菜油，放上灯芯；点燃后放到羡塘河水面。无数碗灯朋亮水面，任其漂流，时隐时现。每个放灯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碗灯的走向，顺水漂流者，就被视为来年幸福欢乐；如遇水流回旋，碗灯漂浮不前，就被视为不吉利，于是就得请来"七姊妹"（用纸糊成人形），烧香拜佛，祈求鬼神保佑。
布依族的七月半也有禁忌，一般在农历七月不嫁娶、不搬家；七月半这天不能到河里游泳，如一定要过河也要拿香插在河边，撒一把香灰在水面上，才能涉水渡河；晚上不能把衣服晒在屋外；吃饭时不能把筷子插立在饭上；不能捡路边的钱，等等。